姓与氏的渊源

　　

    据科学家考证，我国古代是先有姓氏，而后才有名、字以有别号。姓名是姓和氏的合称。“姓”的原意是基于母系血统，而“氏”则其于父系血统。

　　中国人在三皇五帝以前(距今约五千年)，就有了姓，那时是母系氏族社会，孩子们只知有母，不知有父。所以“姓”是“女”和“生”组成，就说明最早的姓，是跟母亲的姓。夏、商、周的时候，人们有姓也有氏。

　　“姓”是从居住的村落，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，而“氏”是从君主所封的地、所赐的爵位、所任的官职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等追加的称号而来。所以贵族有姓、有名、也有氏;平民有姓，有名，没有氏。同“氏”的男女可以通婚，同“姓”的男女她不可以通婚。

　　母系氏族时代，“男子称氏，女子称姓”这种现象是由于氏族社会初期采用群婚制而形成的，即一个氏族的女子共同以另一氏族的男子为丈夫，这是当时的共夫共妻制度。正由于婚姻关系的松散，才决定了一个人生下之后只知共母而不知其父，也就决定了只有沿用母系来确定身份了。

　　宋代史学家郑樵在《通志》一书中说：“三代之前，姓氏分为二，男子称氏，女子称姓。”

　　“女子称姓”并不意味着当时的男子无姓，男子也有明确其血缘关系归属的必要，但由于母系氏族的血缘关系主要是由女性传承的，所以，人们对女性的姓才特别注意。

　　但“男子称氏”却并不等于说氏是父系社会的产物，也并不意味只有当父系代替母系后，才会有氏。氏是族群政治地位的象征，即权力和财富的象征。

　　人们一听到母系社会，往往会想当然地认为，姓在一个与现在男权中心社会不同的女权社会，其中的经济、政治权力必定为女性掌握。这实在是一种误解，实际上，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此种意义上的母系社会。所谓母系社会，只是指一个氏族的血统世系是由女性传承，而并不意味着氏族的政治、经济权力也由女性所掌握。

　　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·F.墨菲在其《文化与社会人生学引论》一书中指出：“在母系社会里，血统家系经由女性，但权力仍通过男人传递。”这是因为，即使母系社会中，涉及氏族政治权力的公共事务如战争、外交、狩猎、宗教仪式等仍然是由身体和生理条件较优越的男性把持，女性由于妊娠、哺乳、培育幼子等家务事缠身，自然与政治权力无缘。因此，一个母系氏族，尽管可以把其来源追溯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女性始祖，但其他现实的酋长仍是男性，权力由男性掌握并由男性传承，继承了权力的男性成员同时也就继承了作为权力之象征的氏。

　　从姓与氏的形成方式看，它们有着迥然不同的来源，姓的产生其于血统，在最初是源于母系血统，氏的产生则基于权力，自始至终是源于男性。

　　姓其于血统，它是氏族的标志。姓的产生途径也比较单纯，是由民族的图腾演变而来，即将图腾这种实物形态的氏族标志变为文字形态。而氏基于权力。由于一个氏族获得权力并因之成族的途径千差万别，就决定了氏的形成途径也千头万绪。

　　在先秦时代，只有贵族才有“姓”有“氏”，平民则只有“姓”而无“氏”。“氏”意味着部落族姓内部的等级化，是贵族或世族区别于平民的标志，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。但从战国时代开始，随着封建法制度日益走向穷途末路，赐氏命族之制也渐渐变得混乱了。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，而随着氏与平民权力、地位的上升，他们也开始称氏了。氏一滥，也就不再尊贵了，于是氏不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，氏与姓的作用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，其界限日益泯灭。到秦灭六国统一全国后，随着分封制度的结果，姓与氏也合二为一了。

　　中国姓氏制度在战国时代经历的由姓、氏分离到姓、氏合一这种大变局，古代学者早就注意到了，如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其《日知录》“周末风俗”一条中明确指出：春秋时犹尊礼仲信，而七国(即战国时代)则绝不言礼与信矣;春秋时犹宗周王，而七国则绝不王矣;春秋时犹严祭祀、仲聘享，而七国则无其事矣;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，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。

　　先秦在姓、氏分享制度既然是分封制的随带产物，那么，分封制度的崩溃必然导至姓氏合一。